疫情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边数”问题

学界及政界已开始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化”及国际经贸规则走向问题。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一国实际采取、将会采取或者应该采取哪种“边数”合作模式，即单边、双边、协调单边（选边）、数边（区域）、小型多边、传统多边，值得研究。

多边化与选边化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最终要以条约形式固化。条约可以根据“边数”（lateral）分为双边条约（bilateral treaty）和多边条约（multilateral treaty），介于两者之间为诸边条约（plurilateral）（也称数边条约、复边条约）。

双边协定是条约边数中最少的一种，如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文中的“多边”（multilateral）是个含糊词，三边及三边以上就可称为多边。按照联合国“多边主义与外交”定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方式。按此定义，美墨加协议（USMCA）三边协议也是多边协议。本文所指“多边”是指达到一定数量或多数。

一国、国际或全球经贸问题的解决，可以采取单边、双边、数边、诸边或者多边等形式。

1992年，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Miles Kahler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了《小众与大众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and Large Numbers）一文，提出了多边主义下“边数”问题。2014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法教授Chris Brummer出版了《小型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一书，认为多边贸易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被打破，系统提出了“小型多边”的概念。

小型多边在WTO贸易体制中更多是以开放式诸边形式出现。当然在WTO体制外也可能存在小型多边模式，如升级服务贸易开放的TISA协定谈判（当时有23个成员参加，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70%），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潜在趋势。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可归为小型多边模式。

多边贸易体制是以WTO系列协定来体现的，是将“多边”推定为“全部成员”机制。作为WTO决策原则的协商一致，在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贡献。但“协商一致”原则也存在效率低下、权力导向和透明度缺失等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巨型区域主义（数边协定）势头，对现存多边贸易体制提出了挑战。在WTO多边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出现了WTO之外巨型区域主义与WTO之内开放诸边主义竞存的趋势。巨型区域协定（如TPP、TTIP）是欧美为占据新“规则优势”而推行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提出了“谁来书写贸易规则的问题”，并自答为“领导这一努力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诸边条约指一项在有限数目的国家之间谈判的条约，这些国家在该条约事项中具有特别利益。至于“有限数目”究竟多少能称得上诸边或小型多边？国家在什么时候选择双边、小型多边、传统多边来参加国际经贸治理？这需要结合特定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文化传统和实践历史来分析，这是目前国际经贸规则治理中要实证研究的“边数”规律命题。

WTO采取开放的诸边主义应是其危机解决优选现实方法。开放的诸边协定模式可能迂回推动WTO改革。目前，欧盟等16个成员（包括中国）为解救WTO上诉机制瘫痪而提出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实际上就是个数边模式，这可能是一种小型多边的试验，探试最终能否回归到改良过的多边轨道上。

诸边主义或小型多边兴起同时带来了机遇和风险。它既可能重振世界贸易，使WTO改革和现代化,也可能会使全球贸易体制进一步碎片化。

中国面临的边与变

新冠肺炎疫情将进一步冲击传统的多边经贸合作规则，以往优势互补的多边机制，将与“志同道合”的选边机制并存。如果说疫情前的“多边全球化”强调的是成本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链价值分工，那么疫情后的“选边集团化”可能更强调价值趋同（美欧日已联合发布七份立场声明），即从找“伙伴”到结“盟友”转移。需谨防针对中国的“替代化”（移出中国市场）、“边缘化”（排斥中国投资）现象，疫情期间美、欧、澳、日、加等国家和地区已对中资进入加大了限制措施。我们要关注这种“退”和“挤”的动态。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产业转移与全球产业链重组在所难免。新冠肺炎疫情还揭示产业配套对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将极大地增强一些国家将海外企业撤回本国的冲动。

当前由于诸多原因导致WTO面临危机，各成员需要与时俱进对其规则制度包括形成新规则的“边数”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

中国需要对什么是多边协定及多边贸易体制重新认识。长期以来我们认为WTO多边贸易体制就是WTO“全部”成员同意体制，今天我们可能要对WTO的多边含义做些重新认识，从而在维护多边的前提下，理论立场能够“自圆其说”，有效地推动WTO的改革和规则现代化。

在保留WTO多边协商一致机制的前提下，从效率务实出发，逐步扩大采纳开放式（或包容性）诸边谈判模式，形成WTO体制内多边模式与诸边模式共存兼容的形态，最终通过临界数量的开放式诸边模式迂回推动WTO回归多边谈判模式。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得到有效平衡，关键成员参与的诸边模式将是未来WTO协定运作的主要模式。关键成员选择标准是核心问题。毫无疑问，这种关键成员一定要包括中国在内。

中国需要理清双边、区域（数边）、诸边、小型多边、传统多边各类协定谈判之间的关系，协调各种场合的立场政策，从而形成中国有关国际经贸规则的战略立场。中国需基于国家利益研究国家条约实践的边数规律，即什么类型的经贸议题适合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协定中解决；什么类型的经贸议题适合在区域数边协定中解决；什么类型的经贸议题在小型多边条约中解决。建立双边、数边及小型多边条约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可以灵活务实地游刃于各种“边数”的经贸协定谈判中，寻机推出体现中国立场和利益的共同话题，从而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上，实现国际经贸活动主体的多赢。当下，中国可以深入参与WTO电子商务协定诸边谈判，积极推进投资便利化协定诸边模式谈判。新冠肺炎疫情使更多原本倚重传统国际贸易方式的国家转向跨境电子商务，跨区域高效信息共享机制将成为新规则的重中之重。

中美关系是各种关系的共边。中美关系经历了敌手阶段、对手阶段（冷战）、联手阶段，现在似乎又回到了类似对手阶段（凉战）。中美关系是向前重回联手阶段，还是朝后滑入敌对阶段，这将考验两国决策者的智慧、眼光以及伸手握手的勇气。

中美经贸协定表面上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协议模式，但从深远观察，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中美两个大国解决彼此的经贸问题，还将为中国或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处理经贸问题提供一个效仿模版，并最终影响到诸边协议、小型多边协议达成的路径和内容。中美两个大国签订的经贸协定，必将会影响今后其他国家的双边协定、区域协定，最终影响多边框架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中美经贸协定的谈判和协定，又为中国如何配合和融合双边、诸边和多边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中国可通过与美国、欧盟等签订双边（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小诸边（中美欧三方声明、金砖五国声明）、参加小多边（加入CPTPP、RCEP）的模式，最终联合推动多边（WTO、G20）经贸规则的改革和现代化，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人为边界”，从而根本性地解决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

中国应意识到疫情后全球化格局将发生深远变化，“大多边”模式将受到严峻挑战。中国需采取更务实而灵活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如适时调整发展中成员的主张和提法）、参与多元化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防止中美经贸关系“硬脱钩”，从而在互融互容的前提下赢得进一步开放改革发展的时空。

总之，中国在表态坚决捍卫WTO多边体制的前提下，需要对“多变”的国际经贸关系有务实的认识，未雨绸缪融入重构中的国际经贸规则。(来源：第一财经)